第288章 经济与党争(十)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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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宫中的情况，高务实已经有段时间不曾关注了。毕竟在他看来，如今国本之争已经结束，太子之位已然明确，原先围绕此事而产生的风波也就过去了。今后一段时间内，只要确保没有人敢于对太子本人搞什么危及生命的阴谋，那就不必太过关注。
因此，他在前段时间悄悄安排完坤宁宫防务之后，就几乎没有再把目光聚焦在后宫，对于后宫发生的细微变化，自然也是一无所知。
此时此刻，他已经做出了决定，反正这次被劾风波总需要一些时间才能过去，那不如趁此机会闭门不出，把前段时间积压的那些关于京华内部的事情处理一番。说起来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自从刘馨南下之后，这些事已经积压太多，眼瞅着再不认真梳理一番就要捅出篓子了。
他先看了看各类产业报告，表现比较好的部门似乎都是以内部市场为导向的，包括京华银行、京华基建、京华矿业、京华机械、京华纺织和京华兵工等；表现不及预期的则包括京华海贸、京华港务、京华商社、京华船舶、京华纺织等。
这算什么？内需旺盛、外需不足？如果真是这样，那这个外需不足的问题高务实一时半会还真没什么好法子可以解决。不过，内需旺盛是怎么来的呢？按理说，如今大明依旧处于灾害频发的时期，这内需该不会是什么虚火吧？
这种事不能凭空推断，高务实认真对比了各项数据，再和脑子里的朝廷各项数据一一比对，才基本确定下来：内需是真实存在的，因为这二三十年的改革已经出现了一个相对比较明显的效果：培养出了一批“城市中产”。
随着实学派多年倡导“农业固国、工业强国、商业富国”，并以此为施政纲领推进改革，现在三个方面都有了显著进步。
农业方面，大明现在有了红薯、玉米作为主粮补充，其在北方诸省的推广尤其顺利(因为北方灾害更多，更需要这些高产作物)，南方诸省也有不同程度的推广。比如高务实影响力相对较强的广东、广西、四川、湖广(广东因为靠海且商业氛围浓，受京华影响大，其余三地都是拥有土司的省份，天然亲近高务实)，这大大增强了粮食产量。
无论各地百姓对于这些新物产的接受程度如何，至少在灾害频发的时候它们可以救命。中国人最讲实际，既然这些东西能救命，那就是好东西，至于口感有些不习惯什么的……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乎口感？口感再奇怪，总比观音土好吃吧？再说，中国人在饮食这块素来都是天赋异禀的，只要不在灾年，想办法把口感弄好点也不算什么难事。
[注：新大陆作物并不是一来到亚欧大陆就如今天的口感，也是迭代了无数次才成现在这样的。不过高务实引进的机会不错，灾年就没人在乎口感、观感这些了，只要能填饱肚子不饿死人，那就是好东西。]
辽东方面除了红薯玉米之外，还在精心培育迭代适合当地的耐寒水稻。这些来自后世北海道的耐寒水稻已经迭代了数次，比一开始的时候产量提高了不少。当然，不要指望和后世的高产东北耐寒稻相比，毕竟这年头没人懂基因学，包括高务实和刘馨。
现在的所谓“培育迭代”，其实主要是选种。粗略的说就是先种一大批，然后挑出那些长势最好的，留下它们的果实作为下一批次的种子，如此循环往复。这显然是个笨办法，但是有效就行，即便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来进化，但也总比欧洲人那种播种之后全看上帝表演强多了，至少有个盼头。
再有就是棉花和甘蔗的种植。其实在高务实的心里，只有西域那块才是他心目中的棉花圣地，但这不是还没收复么，所以也只好在大明全境都先推广推广。
关于棉花，中国的种植和使用其实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据史料记载，棉花最初是从西亚传入中国的，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或更早的时候。
棉花嘛，当然主要用于制作衣物和其他生活用品的材料，自古便是如此。汉朝时期，西域(新疆)地区最早开始种植棉花，后世考古学家在新疆巴楚县的遗址中发现了一朵公元前2世纪的棉花，表明新疆在当时就已经是中国棉花的重要产地之一。
宋朝至元朝时期，棉花种植和利用在全国范围内逐渐推广，棉花的纺织特性被人们所认识，并在宋元时期成为中国重要的纺织原料之一。
到了大明时期，棉花种植进一步普及，成为全国性的大产业，尤其是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棉纺织业成为支柱性产业。但是这里要明确一点，棉纺织业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并不代表棉产区都在长江中下游。
这年头的运力限制会导致一个问题：但凡需要大宗物料的产业，往往都会往长江中下游形成产业集群，因为只有长江航道能够提供既巨大、又廉价、而且稳定的运力。
这就意味着，如今大明从长江三峡以东(以西通航不便)的流域范围开始，一路向东直到大海，都是棉花主要产地。
高务实的出现并没有改变这种趋势，反而加强了这一趋势。由于京华按照高务实的记忆弄出了大明版的珍妮纺纱机，现在长江中下游的几处重镇几乎都成了棉纺织业的重要城市，包括荆州、岳州、汉阳、武昌、九江、安庆、池州、南京、镇江、苏州、松江，几乎包括了整个长江沿线重镇。
众所周知，棉纺织业是个劳动密集型产业，即便珍妮纺纱机比老式纺纱机更加高效，那也依然需要大量人工。而这就导致城市务工人员大幅增加，成为实学派改革催化的“城市中产”中一个重要类别。
都知道棉纺产业是“工业化”初始阶段最重要的产业，因为其之所以重要，很关键的一点就在于这是一项面向大众的产品，其市场前景足够广阔。不过这一产业最大的敌人则在于小农经济——最广大的人群并没有足够的购买力。
原历史上鸦片战争之后鞑清被迫开埠，结果数年过去英国人发现不对劲了，因为除了鸦片之外，他们的拳头产品工业织布在中国依旧没有什么市场——绝大多数中国人依然穿自家织的土布。
这个问题高务实是知道解决办法的，无非是继续提升多种多样的城市人口，让更多的国人从自给自足的自耕农和佃户转化为城市工人。更关键的是，他这么多年的改革本就是冲着这个方向去的。
比如说农业这块的另一个大项：甘蔗。这里说的甘蔗当然不是用来啃的，是指用来制糖，从而产生制糖产业，培养出一批制糖产业工人，以及销售各种糖类的商人、店员之类。
广西，这个当年每年亏掉朝廷十几万两银子的净亏损省份，自从高务实去任职过后，几乎可以说是日新月异。
以黄芷汀的旧领思明府土司及周边黄氏土司领地为例，这块地方在后世的红朝大致就是全国制糖中心广西省崇左市，号称“中国糖都”。食糖年产量240万吨(2022年)，占广西全省的三分之一，中国全国的五分之一。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块地方用来种植甘蔗并制糖，那是绝对错不了的啊！因此，高务实当初就给广西找准了产糖制糖这个发展方向。这么多年发展下来，不止京华系在广西疯狂扩张糖产，很多跟风的豪商大户都积极投入，已经基本完成了“一省供全国”的超大型广西糖产业集群。
甘蔗种植户暂且不提，单是制糖业用工就高达数十万人之多，生产的糖类产品也是越来越五花八门。不止是以往“专供富人”的白砂糖，现在各种各样的糖类产品都冒出来了，甚至有了用油纸包裹的“水果糖”。
虽说目前水果糖的口味还只有三四种，但趋势已然形成，产值更是已经起飞。这年头副食品的丰富度毕竟远不能和后世比，糖果简直就是人见人爱，不仅热销国内，甚至还在出口。这就带动了广西制糖产业的大发展，也因为高溢价而培养了数十万产业工人——这些人是有能力消费新式工业织布的。
除了制糖产业，辽东的柞丝产业、西南诸省的硬木产业等等，也都是农业联系工业的类型，这就不一一例举了。
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些“纯度”更高的工业也在茁壮成长，比如京华兵工。京华兵工下辖多部，其中最重要的当然还是火枪和火炮两类产品及其配套弹药。
随着大明百万大军历时近二十年的批量换装，以及南疆同样时长内三四十万大军的编练，再加上这两支大军多年来不停地战争，京华兵工简直是赚得盆满钵满。
后世米帝有个著名的“米国军工复合体”，尽管在中国说起它来确实不是啥好词，但无论如何也得承认，现在的京华兵工差不多也是“大明军工复合体”的最核心成员。
与京华兵工组成“复合体”的，自然就是各大世家开办的军工企业。他们分走了其他京华不怎么涉足的产品线，比如铠甲、头盔、刀具、马铠，甚至军用帐篷、军用铁水壶之类。
根据京华兵工的报告和高务实对兵部拨款的了解，基本上来说，京华兵工约莫占据了大明每年用于军事装备采购、维护支出总额的43%，称得上一家独大。与之相对应的，京华兵工也拥有高达三十万人的全产业链工人，这不止是包括火枪厂、火炮厂和弹药厂，还包括上游企业——比如光是弹药厂就需要有上游的纸壳厂(纸壳定装药)、硝石厂、硫磺厂、木炭厂等等。
高务实一旦认真看起这些报告来，很快就发现了一个现象：产业集中正在发生。
大明过去是那种全国各地到处都能生产一些火器产品，但绝大部分地方生产的产品都不怎么样，而且生产成本还高得离谱。现在则不然，各类产品开始出现集中化生产的趋势，逐渐形成了几个产业集群。
比如，京师不远处的开平工业区，其不仅是钢铁、煤炭生产龙头，还是军工密集区。京华兵工在这里集中了在大明境内约四成的火枪、火炮生产产能——道理很简单，它有两个优势：一是拥有足够近的优质钢铁用料；二是拥有就近海运优势。
然而，京华的弹药厂却不设在此处，而是设在西安、大同和武昌。这是因为硝石这个最难搞的战略物资主产地位于西北和四川，综合考虑物流关系之后，便做了如此选择。
当然，从战略上来讲，把火器生产基地和弹药生产基地分开布局，也有防止作乱的考虑。朱翊钧之所以认为高务实毫无反意，部分原因也在于高务实和他解释过这一安排的用意。
毕竟，这一做法简直就是“高务实防备高务实作乱”——他如果全放在开平，那就意味着他随时可以武装几十万火器军队，而且武器弹药充足。
什么，你说武器弹药能库存但是人从哪来？开玩笑，几十万工人都是他的雇工，发下枪弹不就是兵？战斗力差点又如何，只要会放枪，以开平到京师这点距离，除了禁卫军谁都反应不过来。
总之，随着改革的日益推进，现如今全国已经形成了很多新的产业集群，造就了百万级别的产业工人，使得这些新型产业和产业工人联合形成了一个新的“经济循环”。虽然离什么“打破小农经济”还有十万八千里要走，但至少可以说，已经稳稳迈出了第一步。
想到这里，高务实忽然觉得有一点不对劲：既然内需强劲，那京华纺织今年是怎么表现不及预期的？认真一看，高务实都有点愣了。
江南本土纺织业和京华纺织打起了贸易战，或者更直接的说，是价格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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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在前段时间悄悄安排完坤宁宫防务之后，就几乎没有再把目光聚焦在后宫，对于后宫发生的细微变化，自然也是一无所知。
此时此刻，他已经做出了决定，反正这次被劾风波总需要一些时间才能过去，那不如趁此机会闭门不出，把前段时间积压的那些关于京华内部的事情处理一番。说起来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自从刘馨南下之后，这些事已经积压太多，眼瞅着再不认真梳理一番就要捅出篓子了。
他先看了看各类产业报告，表现比较好的部门似乎都是以内部市场为导向的，包括京华银行、京华基建、京华矿业、京华机械、京华纺织和京华兵工等；表现不及预期的则包括京华海贸、京华港务、京华商社、京华船舶、京华纺织等。
这算什么？内需旺盛、外需不足？如果真是这样，那这个外需不足的问题高务实一时半会还真没什么好法子可以解决。不过，内需旺盛是怎么来的呢？按理说，如今大明依旧处于灾害频发的时期，这内需该不会是什么虚火吧？
这种事不能凭空推断，高务实认真对比了各项数据，再和脑子里的朝廷各项数据一一比对，才基本确定下来：内需是真实存在的，因为这二三十年的改革已经出现了一个相对比较明显的效果：培养出了一批“城市中产”。
随着实学派多年倡导“农业固国、工业强国、商业富国”，并以此为施政纲领推进改革，现在三个方面都有了显著进步。
农业方面，大明现在有了红薯、玉米作为主粮补充，其在北方诸省的推广尤其顺利(因为北方灾害更多，更需要这些高产作物)，南方诸省也有不同程度的推广。比如高务实影响力相对较强的广东、广西、四川、湖广(广东因为靠海且商业氛围浓，受京华影响大，其余三地都是拥有土司的省份，天然亲近高务实)，这大大增强了粮食产量。
无论各地百姓对于这些新物产的接受程度如何，至少在灾害频发的时候它们可以救命。中国人最讲实际，既然这些东西能救命，那就是好东西，至于口感有些不习惯什么的……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乎口感？口感再奇怪，总比观音土好吃吧？再说，中国人在饮食这块素来都是天赋异禀的，只要不在灾年，想办法把口感弄好点也不算什么难事。
[注：新大陆作物并不是一来到亚欧大陆就如今天的口感，也是迭代了无数次才成现在这样的。不过高务实引进的机会不错，灾年就没人在乎口感、观感这些了，只要能填饱肚子不饿死人，那就是好东西。]
辽东方面除了红薯玉米之外，还在精心培育迭代适合当地的耐寒水稻。这些来自后世北海道的耐寒水稻已经迭代了数次，比一开始的时候产量提高了不少。当然，不要指望和后世的高产东北耐寒稻相比，毕竟这年头没人懂基因学，包括高务实和刘馨。
现在的所谓“培育迭代”，其实主要是选种。粗略的说就是先种一大批，然后挑出那些长势最好的，留下它们的果实作为下一批次的种子，如此循环往复。这显然是个笨办法，但是有效就行，即便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来进化，但也总比欧洲人那种播种之后全看上帝表演强多了，至少有个盼头。
再有就是棉花和甘蔗的种植。其实在高务实的心里，只有西域那块才是他心目中的棉花圣地，但这不是还没收复么，所以也只好在大明全境都先推广推广。
关于棉花，中国的种植和使用其实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据史料记载，棉花最初是从西亚传入中国的，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或更早的时候。
棉花嘛，当然主要用于制作衣物和其他生活用品的材料，自古便是如此。汉朝时期，西域(新疆)地区最早开始种植棉花，后世考古学家在新疆巴楚县的遗址中发现了一朵公元前2世纪的棉花，表明新疆在当时就已经是中国棉花的重要产地之一。
宋朝至元朝时期，棉花种植和利用在全国范围内逐渐推广，棉花的纺织特性被人们所认识，并在宋元时期成为中国重要的纺织原料之一。
到了大明时期，棉花种植进一步普及，成为全国性的大产业，尤其是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棉纺织业成为支柱性产业。但是这里要明确一点，棉纺织业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并不代表棉产区都在长江中下游。
这年头的运力限制会导致一个问题：但凡需要大宗物料的产业，往往都会往长江中下游形成产业集群，因为只有长江航道能够提供既巨大、又廉价、而且稳定的运力。
这就意味着，如今大明从长江三峡以东(以西通航不便)的流域范围开始，一路向东直到大海，都是棉花主要产地。
高务实的出现并没有改变这种趋势，反而加强了这一趋势。由于京华按照高务实的记忆弄出了大明版的珍妮纺纱机，现在长江中下游的几处重镇几乎都成了棉纺织业的重要城市，包括荆州、岳州、汉阳、武昌、九江、安庆、池州、南京、镇江、苏州、松江，几乎包括了整个长江沿线重镇。
众所周知，棉纺织业是个劳动密集型产业，即便珍妮纺纱机比老式纺纱机更加高效，那也依然需要大量人工。而这就导致城市务工人员大幅增加，成为实学派改革催化的“城市中产”中一个重要类别。
都知道棉纺产业是“工业化”初始阶段最重要的产业，因为其之所以重要，很关键的一点就在于这是一项面向大众的产品，其市场前景足够广阔。不过这一产业最大的敌人则在于小农经济——最广大的人群并没有足够的购买力。
原历史上鸦片战争之后鞑清被迫开埠，结果数年过去英国人发现不对劲了，因为除了鸦片之外，他们的拳头产品工业织布在中国依旧没有什么市场——绝大多数中国人依然穿自家织的土布。
这个问题高务实是知道解决办法的，无非是继续提升多种多样的城市人口，让更多的国人从自给自足的自耕农和佃户转化为城市工人。更关键的是，他这么多年的改革本就是冲着这个方向去的。
比如说农业这块的另一个大项：甘蔗。这里说的甘蔗当然不是用来啃的，是指用来制糖，从而产生制糖产业，培养出一批制糖产业工人，以及销售各种糖类的商人、店员之类。
广西，这个当年每年亏掉朝廷十几万两银子的净亏损省份，自从高务实去任职过后，几乎可以说是日新月异。
以黄芷汀的旧领思明府土司及周边黄氏土司领地为例，这块地方在后世的红朝大致就是全国制糖中心广西省崇左市，号称“中国糖都”。食糖年产量240万吨(2022年)，占广西全省的三分之一，中国全国的五分之一。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块地方用来种植甘蔗并制糖，那是绝对错不了的啊！因此，高务实当初就给广西找准了产糖制糖这个发展方向。这么多年发展下来，不止京华系在广西疯狂扩张糖产，很多跟风的豪商大户都积极投入，已经基本完成了“一省供全国”的超大型广西糖产业集群。
甘蔗种植户暂且不提，单是制糖业用工就高达数十万人之多，生产的糖类产品也是越来越五花八门。不止是以往“专供富人”的白砂糖，现在各种各样的糖类产品都冒出来了，甚至有了用油纸包裹的“水果糖”。
虽说目前水果糖的口味还只有三四种，但趋势已然形成，产值更是已经起飞。这年头副食品的丰富度毕竟远不能和后世比，糖果简直就是人见人爱，不仅热销国内，甚至还在出口。这就带动了广西制糖产业的大发展，也因为高溢价而培养了数十万产业工人——这些人是有能力消费新式工业织布的。
除了制糖产业，辽东的柞丝产业、西南诸省的硬木产业等等，也都是农业联系工业的类型，这就不一一例举了。
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些“纯度”更高的工业也在茁壮成长，比如京华兵工。京华兵工下辖多部，其中最重要的当然还是火枪和火炮两类产品及其配套弹药。
随着大明百万大军历时近二十年的批量换装，以及南疆同样时长内三四十万大军的编练，再加上这两支大军多年来不停地战争，京华兵工简直是赚得盆满钵满。
后世米帝有个著名的“米国军工复合体”，尽管在中国说起它来确实不是啥好词，但无论如何也得承认，现在的京华兵工差不多也是“大明军工复合体”的最核心成员。
与京华兵工组成“复合体”的，自然就是各大世家开办的军工企业。他们分走了其他京华不怎么涉足的产品线，比如铠甲、头盔、刀具、马铠，甚至军用帐篷、军用铁水壶之类。
根据京华兵工的报告和高务实对兵部拨款的了解，基本上来说，京华兵工约莫占据了大明每年用于军事装备采购、维护支出总额的43%，称得上一家独大。与之相对应的，京华兵工也拥有高达三十万人的全产业链工人，这不止是包括火枪厂、火炮厂和弹药厂，还包括上游企业——比如光是弹药厂就需要有上游的纸壳厂(纸壳定装药)、硝石厂、硫磺厂、木炭厂等等。
高务实一旦认真看起这些报告来，很快就发现了一个现象：产业集中正在发生。
大明过去是那种全国各地到处都能生产一些火器产品，但绝大部分地方生产的产品都不怎么样，而且生产成本还高得离谱。现在则不然，各类产品开始出现集中化生产的趋势，逐渐形成了几个产业集群。
比如，京师不远处的开平工业区，其不仅是钢铁、煤炭生产龙头，还是军工密集区。京华兵工在这里集中了在大明境内约四成的火枪、火炮生产产能——道理很简单，它有两个优势：一是拥有足够近的优质钢铁用料；二是拥有就近海运优势。
然而，京华的弹药厂却不设在此处，而是设在西安、大同和武昌。这是因为硝石这个最难搞的战略物资主产地位于西北和四川，综合考虑物流关系之后，便做了如此选择。
当然，从战略上来讲，把火器生产基地和弹药生产基地分开布局，也有防止作乱的考虑。朱翊钧之所以认为高务实毫无反意，部分原因也在于高务实和他解释过这一安排的用意。
毕竟，这一做法简直就是“高务实防备高务实作乱”——他如果全放在开平，那就意味着他随时可以武装几十万火器军队，而且武器弹药充足。
什么，你说武器弹药能库存但是人从哪来？开玩笑，几十万工人都是他的雇工，发下枪弹不就是兵？战斗力差点又如何，只要会放枪，以开平到京师这点距离，除了禁卫军谁都反应不过来。
总之，随着改革的日益推进，现如今全国已经形成了很多新的产业集群，造就了百万级别的产业工人，使得这些新型产业和产业工人联合形成了一个新的“经济循环”。虽然离什么“打破小农经济”还有十万八千里要走，但至少可以说，已经稳稳迈出了第一步。
想到这里，高务实忽然觉得有一点不对劲：既然内需强劲，那京华纺织今年是怎么表现不及预期的？认真一看，高务实都有点愣了。
江南本土纺织业和京华纺织打起了贸易战，或者更直接的说，是价格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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