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2章 宫里宫外(卅六)诡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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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政治事件，牵涉到了在朝在野多位高官或前高官，而且其中并没有太多单纯的“豪商地主”参与，附从其所为的大多数都是士林家族，那么这件事就不能不引起高务实的高度关注了。
高务实知道，如此现象之所以会发生，本身就意味着朝政的失序，使得某种矛盾已经激化到骇人听闻的程度。
朝政失序，这四个字在如今的大明看起来实在不应该出现，毕竟即便是实学派的反对者们也承认当今之世乃是“万历中兴”。
看看这个万历朝吧：
对外，它战无不胜，封蒙右、复安南、败缅甸、驱残元、靖辽东、逐倭寇、纳朝鲜，诚可谓四夷宾服，八面威风；
对内，它整顿制度，设海关、纾驿路、整兵工、练禁军、清田亩、征商税、开藩禁，好一个安居乐业，府库盈余。
这样一个中兴盛世，怎么会“朝政失序”呢？根本没有道理呀。
然而事实摆在眼前，至少江南士林对于眼下的朝政异常不满是显而易见的，这就不得不让高务实认为必须搞清其中缘故，才能对症下药了。
那么第一个大问题就摆在眼前：江南士林为何对当前的朝政异常不满？
按照高务实以往的思想来说，他对所谓的江南财阀一直怀有很大的恶感，认为原历史上明亡的原因虽多，但江南财阀集团不肯为国家稍稍出力一定是重要原因之一。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后来清末时梁启超将之总结成为更加着名的那八个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高务实对这个观点是极其认可的，所以他历来对所谓“明末江南财阀”，以及一段时间里人人喊打的“江南财阀代理人”东林党充满了不屑，同时又异常警惕。
基于这样的原因，由高务实一手打造的京华集团，乃至于可被看做北方商业大联盟的北洋海贸同盟，对于江南地区的大豪商、大地主们一直颇为排斥。
在政治上，高务实通过“我先自己交税做表率，然后要求你们也必须交税”的办法，花了至少十余年时间，终于开始在江南地区将商税的征收推广开来，为财政窘迫的朝廷开辟了一个巨大的财源，反过来又依此力量推行其他改革，成果斐然。
但是很显然，高务实从头到尾都根本没有考虑过“江南财阀”们对此有什么想法。他们赞成也好，反对也罢，亦或者随大流、无动于衷，都不在高务实的考虑范围之内——我只要收税，你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
在商业上，海贸同盟对“江南财阀集团”的态度也是不屑为伍，以至于海贸同盟从未接受任何一家江南富商的入股，最高的合作也不过就是允许江南富商们的海船在缴纳足够的护航银之后享受海贸同盟的护航。
简单的说就是双方泾渭分明，海贸同盟最多只赚点护航业务的收益，坚决不和江南富商“同流合污”。
而与此相比，海贸同盟却愿意接受南京的开国系勋贵入股，只不过不给“原始股”，不给同盟内按照原始股比而获得的决策权，相应的分红却是一分银子都不少的。
[注：此处不要生套现代股份制。海贸同盟的决策权全部按照“原始股比”来获得，但由于高务实处于原始股比的绝对控股，事实上垄断决策权。不过勋贵们占比也有约三成，所以虽无决策权，却也有不弱的发言权。]
这样一来，海贸同盟的利益自成一派，江南富商一分银子都分不到，而海贸同盟的护航银他们却不得不交，这里就会让他们很不满意。
与此同时，在外国的贸易、经营方面，由于海贸同盟有内部分工或者说分配，所以内部不会形成内卷式的竞争，而可以一致对外——比如对江南富商，这就让江南富商的生意进行得比海贸同盟艰难很多，利润也被压制在一个相对较低的层次，再次引起不满。
到了这个时候，海贸同盟系和非海贸同盟系就自然形成了两个不同的圈层，相互之间看不对眼，矛盾也就此产生。
然而事情诡异就诡异在此，按理说既然非海贸同盟系都是敌视海贸同盟系的，那么为什么这次可能在搞某种阴谋的势力却仅仅只是士林家族而没有单纯的豪商家族呢？
诚然，这年代的士林家族大部分都比较有钱，哪怕是一家刚刚出现进士老爷的家族，甚至更低一点只是举人老爷的家族，那也能很快致富。
然而从“携手对抗海贸同盟”的角度来说，家中有没有进士老爷、举人老爷，似乎也不应该影响这一共同目的才对吧？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才让单纯的富商家族没有参与这次行动呢？反过来也可以问：士林富豪家族为什么就非要跳出来和他高务实这个海贸同盟的掌舵者唱反调呢？
高务实仔细琢磨了片刻，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定是因为士林富商与寻常富商的利益虽有共同之处，也必有不同之处。
或许在当前的情况下，寻常富商认为自己的利益虽然被受到了影响，但考虑到海贸同盟的强大不是他们能撼动的，与之对抗的危险太大，如果出现最坏的结果，他们根本不能承受，因此最终选择了放弃——当然，也可能只是选择了暂时的观望，今后如何尚未可知。
而士林豪族则不同，他们的利益受到严重影响，而同时他们又认为自己在政治上尚有反抗的力量，因此便敢于站出来挑战，同时还可能希望借此给那些寻常富商做出表率，有利于争取后者的支持。
思路便是这么个思路，未反抗的不代表不想反抗，只是力有不逮且担心失败后被清算；反抗的跳出来反抗，同时还希望以此行动激励更多人加入反抗。
那么，问题就进入到了下一个阶段：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士林豪族认为非反抗不可？
这件事明显是由皇嫡子出生而引发的，所以直接原因不必再问，就是皇嫡子出生。皇嫡子出生所带来的变化，毫无疑问就是国本之争即将落下帷幕。拥有嫡子身份的他只要不夭折，必然将成为太子殿下，一旦册封完成，国本就此告定。
然后呢？然后心学派对皇长子朱常洛进行的前期投资就打了水漂，而因为高务实的坚持，始终选择等候皇后娘娘产子的实学派守得云开见月明，一举成为太子殿下的朝堂基本盘。
是的，这些都没错，可是……那又如何？
没错，假设事情就沿着这样的走向发展，以上这些大概率都会成为现实。然而正如最后所问的：那又如何？
太子是储君，但太子并无实权。而大明朝虽然没有废太子的习惯，可太子能不能最终做到皇帝，也要看父子俩谁活得过谁——朱元章不就比朱标更能活么？
[注：废太子问题，朱见深是个例外。他本是英宗的太子，父皇被瓦剌俘虏之后，景帝继位，他才两三岁。两年后景帝得子，他不过四、五岁，便被废了，身边只有一个万贞儿照顾他。
后来英宗回朝，但被软禁，也管不了他，他还是很危险，直到英宗复辟，他才再次被立。简单来说，他是明朝唯一有过被废经历的太子。]
说到寿命，这里又还有另一个问题：当今天子冲年继位，如今不过三十有六，而投资太子殿下成功要想收到回报，那得是今上龙驭宾天之后的事啊……您难道知道那是多久之后吗？
当然，后世经常有人调侃明朝皇帝的寿命偏短，这倒也是个事实：朱元章活了71岁、惠宗朱允炆失踪、成祖朱棣活了65岁、仁宗朱高炽活了48岁、宣宗朱瞻基活了38岁、英宗朱祁镇活了38岁、代宗朱祁玉活了30岁、宪宗朱见深活了41岁、孝宗朱右樘活了36岁、武宗朱厚照活了31岁、世宗朱厚熜活了60岁、穆宗朱载坖活了36岁、神宗朱翊钧活了58岁、光宗朱常洛活了39岁、熹宗朱由校活了23岁、思宗朱由检活了34岁。
由此可见，大多数明朝皇帝都只活到了三四十岁，超过50岁的只有太祖朱元章、成祖朱棣、世宗朱厚熜和神宗朱翊钧四位。
除去失踪的朱允炆和上吊的朱由检，其余十四位皇帝的平均寿命只有43.8岁。而后世有好事之人就拿鞑清的历代皇帝做对比，发现太祖努尔哈赤活了68岁、太宗皇太极活了52岁、世祖福临活了24岁、圣祖玄烨活了69岁、世宗胤禛活了58岁、高宗弘历活了89岁、仁宗颙琰活了61岁、宣宗旻宁活了69岁，文宗奕詝活了31岁、穆宗载淳载淳活了19岁、德宗载湉活了38岁、溥仪活了61岁。
于是除了顺治帝福临、咸丰帝奕詝、同治帝载淳和光绪帝载湉没有活到40岁外，其余八个皇帝都超过了50岁，十二个皇帝的平均寿命达到了53.25岁。
有人说，这是因为明朝时期由于紫禁城是新建的，红色的城墙都是朱砂红，而朱砂的主要成分是有毒的硫化汞，明朝皇帝天天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十分不利于身体健康，因此很多都早逝。而到了鞑清，紫禁城已经建好几百年了，对人体已经没什么危害了，于是皇帝普遍长寿。
这也许是个原因，不过还要看到一件事，朱元章和朱棣都算高寿，明朝皇帝短命是从朱高炽开始的。
朱高炽是一个喜静厌动、体态肥胖、行动不便的大胖子，一直身体羸弱，后世很多分析都认为他这是患病导致。所以，很有可能是他将某些遗传病传给了后世子孙，导致后代很多皇帝都英年早逝。
不过不管怎么说，实际上明朝皇帝的平均寿命在中国历代皇朝中并不算短，这个很容易考证对比，盘点一下中国其他正统王朝皇帝的平均寿命就会发现：秦朝37岁、西汉39岁、东汉29岁、西晋37岁、隋朝43岁(算上了隋恭帝杨侑)、唐朝44岁、北宋47岁、南宋47岁、元朝33岁。
好家伙，不算明之后的鞑清，皇帝平均寿命超过明朝的居然就只有唐朝和两宋了。可见皇帝虽然人人想当，但这把龙椅也可能有毒……
言归正传，虽然明朝皇帝平均寿命不算高，但明朝人本身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很强烈的感受，尤其是在嘉靖帝活了六十岁之后，朝廷内外也没有谁觉得“皇帝不长寿”是个必然现象，大家虽然很少去思考这件事，但心里还是默认这与皇帝的生活习惯关系更大。
朱元章和朱棣都是马上皇帝，身体倍棒，活得久不奇怪。从朱高炽开始，一连出了七个皇帝都只活了三四十岁，本来要陷入短寿怪圈，但嘉靖帝打破了“常规”。
虽然大家不会认同嘉靖活得久是因为“修道”，但一般认为他是因为权谋玩得好，放权不管俗事的时间多，避免了很多烦心事。
先帝隆庆被很多人私下认为崩于好色无度，而今上却更像他皇爷爷嘉靖——只管大事，小事放权。所以，凭什么赌今上也会早逝？倘若今上不会早逝，那么皇太子继位可就遥遥无期了。
一件遥遥无期的“坏事”，轮得到如今正在朝堂的阁老、大员们着急吗？轮得到已经退休致仕的前大臣们着急吗？显然不应该啊！
高务实左思右想都觉得此事说不通，感觉整件事都透露着诡异。
一帮士林家族，某种程度上的“官宦世家”，他们做事即便不说一定要符合道义，至少也必定是符合逻辑、符合利益的，怎么可能做出一件如此没理由的事来？何况这件事搞不好还有巨大的政治风险，乃至道义风险？
这其中一定有我没能掌握的玄机，必须尽早发现，否则必有大患！
怀着沉重的心情，高务实极少见地提前下班出了户部，让轿夫送他回府。一回到府里，他便把黄止汀、刘馨和高陌、高国彦、高杞等人找来，准备好好开个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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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务实知道，如此现象之所以会发生，本身就意味着朝政的失序，使得某种矛盾已经激化到骇人听闻的程度。
朝政失序，这四个字在如今的大明看起来实在不应该出现，毕竟即便是实学派的反对者们也承认当今之世乃是“万历中兴”。
看看这个万历朝吧：
对外，它战无不胜，封蒙右、复安南、败缅甸、驱残元、靖辽东、逐倭寇、纳朝鲜，诚可谓四夷宾服，八面威风；
对内，它整顿制度，设海关、纾驿路、整兵工、练禁军、清田亩、征商税、开藩禁，好一个安居乐业，府库盈余。
这样一个中兴盛世，怎么会“朝政失序”呢？根本没有道理呀。
然而事实摆在眼前，至少江南士林对于眼下的朝政异常不满是显而易见的，这就不得不让高务实认为必须搞清其中缘故，才能对症下药了。
那么第一个大问题就摆在眼前：江南士林为何对当前的朝政异常不满？
按照高务实以往的思想来说，他对所谓的江南财阀一直怀有很大的恶感，认为原历史上明亡的原因虽多，但江南财阀集团不肯为国家稍稍出力一定是重要原因之一。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后来清末时梁启超将之总结成为更加着名的那八个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高务实对这个观点是极其认可的，所以他历来对所谓“明末江南财阀”，以及一段时间里人人喊打的“江南财阀代理人”东林党充满了不屑，同时又异常警惕。
基于这样的原因，由高务实一手打造的京华集团，乃至于可被看做北方商业大联盟的北洋海贸同盟，对于江南地区的大豪商、大地主们一直颇为排斥。
在政治上，高务实通过“我先自己交税做表率，然后要求你们也必须交税”的办法，花了至少十余年时间，终于开始在江南地区将商税的征收推广开来，为财政窘迫的朝廷开辟了一个巨大的财源，反过来又依此力量推行其他改革，成果斐然。
但是很显然，高务实从头到尾都根本没有考虑过“江南财阀”们对此有什么想法。他们赞成也好，反对也罢，亦或者随大流、无动于衷，都不在高务实的考虑范围之内——我只要收税，你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
在商业上，海贸同盟对“江南财阀集团”的态度也是不屑为伍，以至于海贸同盟从未接受任何一家江南富商的入股，最高的合作也不过就是允许江南富商们的海船在缴纳足够的护航银之后享受海贸同盟的护航。
简单的说就是双方泾渭分明，海贸同盟最多只赚点护航业务的收益，坚决不和江南富商“同流合污”。
而与此相比，海贸同盟却愿意接受南京的开国系勋贵入股，只不过不给“原始股”，不给同盟内按照原始股比而获得的决策权，相应的分红却是一分银子都不少的。
[注：此处不要生套现代股份制。海贸同盟的决策权全部按照“原始股比”来获得，但由于高务实处于原始股比的绝对控股，事实上垄断决策权。不过勋贵们占比也有约三成，所以虽无决策权，却也有不弱的发言权。]
这样一来，海贸同盟的利益自成一派，江南富商一分银子都分不到，而海贸同盟的护航银他们却不得不交，这里就会让他们很不满意。
与此同时，在外国的贸易、经营方面，由于海贸同盟有内部分工或者说分配，所以内部不会形成内卷式的竞争，而可以一致对外——比如对江南富商，这就让江南富商的生意进行得比海贸同盟艰难很多，利润也被压制在一个相对较低的层次，再次引起不满。
到了这个时候，海贸同盟系和非海贸同盟系就自然形成了两个不同的圈层，相互之间看不对眼，矛盾也就此产生。
然而事情诡异就诡异在此，按理说既然非海贸同盟系都是敌视海贸同盟系的，那么为什么这次可能在搞某种阴谋的势力却仅仅只是士林家族而没有单纯的豪商家族呢？
诚然，这年代的士林家族大部分都比较有钱，哪怕是一家刚刚出现进士老爷的家族，甚至更低一点只是举人老爷的家族，那也能很快致富。
然而从“携手对抗海贸同盟”的角度来说，家中有没有进士老爷、举人老爷，似乎也不应该影响这一共同目的才对吧？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才让单纯的富商家族没有参与这次行动呢？反过来也可以问：士林富豪家族为什么就非要跳出来和他高务实这个海贸同盟的掌舵者唱反调呢？
高务实仔细琢磨了片刻，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定是因为士林富商与寻常富商的利益虽有共同之处，也必有不同之处。
或许在当前的情况下，寻常富商认为自己的利益虽然被受到了影响，但考虑到海贸同盟的强大不是他们能撼动的，与之对抗的危险太大，如果出现最坏的结果，他们根本不能承受，因此最终选择了放弃——当然，也可能只是选择了暂时的观望，今后如何尚未可知。
而士林豪族则不同，他们的利益受到严重影响，而同时他们又认为自己在政治上尚有反抗的力量，因此便敢于站出来挑战，同时还可能希望借此给那些寻常富商做出表率，有利于争取后者的支持。
思路便是这么个思路，未反抗的不代表不想反抗，只是力有不逮且担心失败后被清算；反抗的跳出来反抗，同时还希望以此行动激励更多人加入反抗。
那么，问题就进入到了下一个阶段：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士林豪族认为非反抗不可？
这件事明显是由皇嫡子出生而引发的，所以直接原因不必再问，就是皇嫡子出生。皇嫡子出生所带来的变化，毫无疑问就是国本之争即将落下帷幕。拥有嫡子身份的他只要不夭折，必然将成为太子殿下，一旦册封完成，国本就此告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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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这些都没错，可是……那又如何？
没错，假设事情就沿着这样的走向发展，以上这些大概率都会成为现实。然而正如最后所问的：那又如何？
太子是储君，但太子并无实权。而大明朝虽然没有废太子的习惯，可太子能不能最终做到皇帝，也要看父子俩谁活得过谁——朱元章不就比朱标更能活么？
[注：废太子问题，朱见深是个例外。他本是英宗的太子，父皇被瓦剌俘虏之后，景帝继位，他才两三岁。两年后景帝得子，他不过四、五岁，便被废了，身边只有一个万贞儿照顾他。
后来英宗回朝，但被软禁，也管不了他，他还是很危险，直到英宗复辟，他才再次被立。简单来说，他是明朝唯一有过被废经历的太子。]
说到寿命，这里又还有另一个问题：当今天子冲年继位，如今不过三十有六，而投资太子殿下成功要想收到回报，那得是今上龙驭宾天之后的事啊……您难道知道那是多久之后吗？
当然，后世经常有人调侃明朝皇帝的寿命偏短，这倒也是个事实：朱元章活了71岁、惠宗朱允炆失踪、成祖朱棣活了65岁、仁宗朱高炽活了48岁、宣宗朱瞻基活了38岁、英宗朱祁镇活了38岁、代宗朱祁玉活了30岁、宪宗朱见深活了41岁、孝宗朱右樘活了36岁、武宗朱厚照活了31岁、世宗朱厚熜活了60岁、穆宗朱载坖活了36岁、神宗朱翊钧活了58岁、光宗朱常洛活了39岁、熹宗朱由校活了23岁、思宗朱由检活了34岁。
由此可见，大多数明朝皇帝都只活到了三四十岁，超过50岁的只有太祖朱元章、成祖朱棣、世宗朱厚熜和神宗朱翊钧四位。
除去失踪的朱允炆和上吊的朱由检，其余十四位皇帝的平均寿命只有43.8岁。而后世有好事之人就拿鞑清的历代皇帝做对比，发现太祖努尔哈赤活了68岁、太宗皇太极活了52岁、世祖福临活了24岁、圣祖玄烨活了69岁、世宗胤禛活了58岁、高宗弘历活了89岁、仁宗颙琰活了61岁、宣宗旻宁活了69岁，文宗奕詝活了31岁、穆宗载淳载淳活了19岁、德宗载湉活了38岁、溥仪活了61岁。
于是除了顺治帝福临、咸丰帝奕詝、同治帝载淳和光绪帝载湉没有活到40岁外，其余八个皇帝都超过了50岁，十二个皇帝的平均寿命达到了53.25岁。
有人说，这是因为明朝时期由于紫禁城是新建的，红色的城墙都是朱砂红，而朱砂的主要成分是有毒的硫化汞，明朝皇帝天天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十分不利于身体健康，因此很多都早逝。而到了鞑清，紫禁城已经建好几百年了，对人体已经没什么危害了，于是皇帝普遍长寿。
这也许是个原因，不过还要看到一件事，朱元章和朱棣都算高寿，明朝皇帝短命是从朱高炽开始的。
朱高炽是一个喜静厌动、体态肥胖、行动不便的大胖子，一直身体羸弱，后世很多分析都认为他这是患病导致。所以，很有可能是他将某些遗传病传给了后世子孙，导致后代很多皇帝都英年早逝。
不过不管怎么说，实际上明朝皇帝的平均寿命在中国历代皇朝中并不算短，这个很容易考证对比，盘点一下中国其他正统王朝皇帝的平均寿命就会发现：秦朝37岁、西汉39岁、东汉29岁、西晋37岁、隋朝43岁(算上了隋恭帝杨侑)、唐朝44岁、北宋47岁、南宋47岁、元朝33岁。
好家伙，不算明之后的鞑清，皇帝平均寿命超过明朝的居然就只有唐朝和两宋了。可见皇帝虽然人人想当，但这把龙椅也可能有毒……
言归正传，虽然明朝皇帝平均寿命不算高，但明朝人本身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很强烈的感受，尤其是在嘉靖帝活了六十岁之后，朝廷内外也没有谁觉得“皇帝不长寿”是个必然现象，大家虽然很少去思考这件事，但心里还是默认这与皇帝的生活习惯关系更大。
朱元章和朱棣都是马上皇帝，身体倍棒，活得久不奇怪。从朱高炽开始，一连出了七个皇帝都只活了三四十岁，本来要陷入短寿怪圈，但嘉靖帝打破了“常规”。
虽然大家不会认同嘉靖活得久是因为“修道”，但一般认为他是因为权谋玩得好，放权不管俗事的时间多，避免了很多烦心事。
先帝隆庆被很多人私下认为崩于好色无度，而今上却更像他皇爷爷嘉靖——只管大事，小事放权。所以，凭什么赌今上也会早逝？倘若今上不会早逝，那么皇太子继位可就遥遥无期了。
一件遥遥无期的“坏事”，轮得到如今正在朝堂的阁老、大员们着急吗？轮得到已经退休致仕的前大臣们着急吗？显然不应该啊！
高务实左思右想都觉得此事说不通，感觉整件事都透露着诡异。
一帮士林家族，某种程度上的“官宦世家”，他们做事即便不说一定要符合道义，至少也必定是符合逻辑、符合利益的，怎么可能做出一件如此没理由的事来？何况这件事搞不好还有巨大的政治风险，乃至道义风险？
这其中一定有我没能掌握的玄机，必须尽早发现，否则必有大患！
怀着沉重的心情，高务实极少见地提前下班出了户部，让轿夫送他回府。一回到府里，他便把黄止汀、刘馨和高陌、高国彦、高杞等人找来，准备好好开个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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